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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hanymy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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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大型泰山文化资料典籍《泰山石刻》主编,另出版专著《凌汉洞天》、《古刻新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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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景行此日仰高台(之二)  

2011-08-12 14:23:02|  分类: 《凌汉洞天》连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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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景行此日仰高台

——五贤祠

 

  四、三孔桥和三柏藤

 

    三孔桥,从卧云台向上是一山岗,过岗往西,下十几级台阶,即至三孔桥。石板桥面,桥下三孔,这是投书涧下的第一座桥。桥下流水清碧,顺涧而下。桥北,涧坡绿树掩映,桥头有古柏数株。桥头巨石上刻便书“加劲”二字,书者不详。

    桥西,北崖上一株古藤,胸围138cm。虽然藤躯半边已枯,但藤依然旺盛。藤干偎一株古柏而上,藤枝攀到隔路的两棵古柏梢上,耷拉牵连,刚柔相济,尽展蓬勃生机,因此亦叫三柏藤。令人盎然生趣的是,胳膊粗的一枝U型藤,吊在路中间,举手可触,游人多在这里留个影。

 

    五、石柏门

 

    过桥往北走,映入眼帘的象一幅自然图画,即“柏树吃巨石”的奇观(N36°°12’21”,E117°06’50”),古柏G6334#,树桩酷似吞食一块巨石,想见生命的威力。沿着五贤祠前约有三十米长的石板路前行,带编号的古柏树分列两旁,北头挺立两桩自然石,其石高都在2米左右,分列东西,象是门前哼哈二将,其中东面石上刻有“石柏门”三个大字。其意大致有二,一是两块石桩象分列两旁的柏树一样形成了自然之门;二是有两列柏树和这两块石桩组成了进山之门。

 

    六、五贤祠

 

    进石柏门登上36级台阶,便是凌汉峰下著名的五贤祠,前身是泰山书院。

    泰山书院,是北宋时期建立较早的一处私学。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到了晚唐五代之时的书院,才具有了学校的性质。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实行了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方针。对原有的书院,“各赐书籍”,给予支持,并鼓励新建书院,书院越来越多,规模也渐次扩大,或为官办,或为私学。书院制度由此真正确立。

    泰山书院是北宋初期,书院制度开始在全国盛行之际,较早建立起来的一处私学。是宋初著名学者孙复的讲学之所。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在石介的帮助下,孙复来泰安,开始聚徒讲学。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在东岳庙东南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自名之为“信道堂”。

    信道堂的旧址,就在今泰安城内岱庙汉柏院的南部。

    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又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刹普照寺西北、唐代诗人周朴(字见素,唐桐庐人)读书和修炼的栖真观,在那里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这里的规模又比信道堂大多了。当时江南名士胡瑗也慕名访学至此,和孙复一起研习经书。石介也因居丧丁忧在家,师事孙复,并写了《泰山书院记》(全文附后〈1〉),勒石于讲堂之西壁。

    从此,孙复、石介、胡瑗的名字,也就和泰山书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泰山书院讲学的孙复、石介,积极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的“道统”自居。他们的主张,迎合了北宋最高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

    当时泰山书院的学风,确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尊师重道,不计较职务高低。当时的孙复,屡困场屋,累举进士不第,是一个落拓不得志的文人;而石介却早已进士及第,并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他们两人在功名及官职、地位方面,都有高下之别。石介不以功名和职位恃人,而是推尊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执弟子礼甚恭”。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确是难能可贵。

    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正是我国古代学者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二,解说经义,不拘泥于古则。

    以孙复、石介、胡瑗为代表的泰山学派,推动了宋初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国家政权干预下,儒学及其经典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儒家经典不敢有什么怀疑,甚至连注释也不敢提出疑问。到宋初,这种儒学僵化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中,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时,能够大胆地不拘前人成说,自寻理义,具有独特的见解,为朱熹创立理学奠定了基础。欧阳修对孙复不盲目相信古注的态度十分称赞,他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孙复、石介的这种学风,对当时、对后代都有一定影响。

    第三,刻苦自励,勤奋学习。孙复、石介、胡瑗的出身都比较清寒,而他们研习学业,又都非常刻苦。

    孙复“笃学不舍昼夜”,不仅在青年时代穷困潦倒之中发愤读书,就是来泰山以后,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生活相当艰窘。而他仍“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之心”。

    石介更是“固穷苦学”。据《倦游杂录》记载,石介在应天书院读书时,“王侍郎渎闻其勤约,以盘餐贻之”,石介没有接受,他说“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为了专心读书,他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

    胡瑗家境贫寒,生活也很艰苦,在泰山书院,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他每接到家里的来信,只要看到书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中,不再拆开来细读,以免分散精力。他十年没有回家就这样在泰山刻苦攻读。

    第四,泰山学派提升了孟子的地位。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高,《孟子》一书不入“经”,归“子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中,把孟子看作“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重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殁,千古之下,攘邪经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之为首,故其功钜。”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的地位抬的更高,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传承者。他认为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层,到了孟子才发扬光大。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孟子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孟子》一书也由“子部”上升为“经”。南宋,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泰山书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道德和学识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孙复、石介、胡瑗同为北宋初期著名儒学学者和教育家,三人共同首开宋代理学之先声,欧阳修赞泰山书院曰“圣经曰陈前,弟子罗西厢”。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时祀孙复、石介像,题额“仰德堂”,俗称“二贤祠”。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山东提学邹善重修仰德堂,增祀宋儒胡瑗于堂中,改额“三贤祠”。邹善为王学传人邹东廓之子,仕鲁期间,倡导王学,一时阳明学派在山东大光。泰安学者李汝桂(字少崖,钦之子也。钦字北崖,嘉靖己丑岁贡。汝桂总角时即笃志圣贤之学,刻苦敦行,久之有悟。应隆庆己巳贡,以亲老终养,十年不仕。后训导广德、迁安。数载,擢献县教谕。后归乡,耄耋之年,谈说性命,端坐俨然,气冲神王,竟日无倦容。一日,正坐洗心亭与门人王立极、吴伯时辈互相印证,俄欲就寝,但闻口中微有语也。曰:“不睹不闻道之体,无声无臭天之体。”目遂瞑。时年八十有六)深受其影响。

    三贤祠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多次重修。成为儒学名馆。

    宋焘,明代泰安人,万历辛丑(公元1601年)中进士,历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等职。宋焘归隐泰山期间,十分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山下灵芝街青岩居书院讲学,培养了一批人才。

    赵国麟,清代泰安人。康熙进士,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升为刑部尚书,后调礼部拜文渊阁大学士。其出仕之前,在宋焘青岩居故址创办“青岩义社”,后改名青岩书院。书院兴办后,“四方有志之士,不远数百里负笈重茧而至”。史书说他“笃志于学”,“博征古今,旁及日用琐屑,靡不贯通精熟,尤善启迪后进”。他在“青岩义社”讲学,听者达数百人。

    知县徐宗干经常拜谒三贤祠,同时,经访考、查证,宋焘和赵国麟与宋初三先生崇尚同道,后先辉映,对泰山一带的教育影响颇深,便筹资率众增修泰山书院,增祀泰安籍宋焘与赵国麟,遂更名为“五贤祠”。五贤祠因徐宗干而有其名。

    五贤祠分东西两院,东设祠堂,西设讲书堂。祠由大门、正殿与东西配殿组成。正殿原有民国泰安学者赵正印(字新儒,泰安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解元,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任山东教育会长等职。正印博识泰山,有《泰山小史注》等行世)题联:

    七十二代封禅帝王,秦欤汉欤,遍看绿水青山,何处是列朝疆土?

    五百年间挺生名士,先之后之,各有文章道德,常留得岱麓祠堂。

    进入祠内,山门西侧有范明枢先生撰写的碑文,颂扬五贤苦读治学、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人品精神。(碑文附后〈2〉)

    山门东侧,立有康熙五十一年学政黄叔琳(公元1672—1756年,字昆圃,大兴人。当督学山东时,毅然以兴学育才为己任,于泰山之麓捐修三贤祠)、知州徐肇显(字宜庵,山阴人,祖望之父,康熙四十七年任泰安知州。多惠政,尤留心学校,以训良秀)重建碑(碑文附后〈3〉)。

    东院有古柏三棵,枝叶长青。其中一棵千头柏G2047#有粗干五枝,象征五贤犹在;其中一棵古柏G2048#粗壮苍劲,挺拔向上,象征五贤品格;西边一棵古柏G2046#,弯腰折西,树头探入西院,作匍伏状,似是探头聆听讲学之态,甚为神奇。

    步入西院,清代以前的学馆映入眼前,风貌依旧,一屋一厢,古朴雅静。院中有一巨石,似人面北而立,上书“侍立石”,酷似当年石介拱手侍立听孙复讲学之状。“侍立石”字大如斗,系明隆庆年间山东提学江南邹善题,知州杨纬刻石。

    清·范土序 有诗《侍立石》:

偃卧祠旁一片石,镌文北向志前规。

于今移置南垣下,可似当年侍立时。

    西院原有一石桌,一米见方,正面刻有棋盘,背面有冯玉祥先生题刻:“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为职志。二二、九、一七”。此桌现摆放在五贤祠西南方向约20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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