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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大型泰山文化资料典籍《泰山石刻》主编,另出版专著《凌汉洞天》、《古刻新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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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介绍与书法艺术价值浅析(之二)  

2009-02-12 10:32:28|  分类: 泰山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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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介绍与书法艺术价值浅析(之二)

《张迁碑》介绍与书法艺术价值浅析(之二)

 

二、《张迁碑》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

关于《张迁碑》,《金石索》云:“此谷城旧吏韦萌等为张迁刊石表颂,作去思碑也。谷城、东阿二县,东汉时皆属东郡。北齐乃省谷城为东阿,唐、宋属东平府。荡阴在东汉隶河内郡,即今彰德府之汤阴县。己吾属陈留郡,即今开封府夏邑县。考《山东通志》,此碑于明时掘地得之,故欧、赵、洪诸家不见著录。碑今在东平州学。” 清人翁方纲称:“己亥(1779)秋奉使往江宁,归途,于十月二日晓发东平,入州学,获观是碑。碑在明伦堂西阶下,砖亭覆焉。1979年东平县文化馆长吴澄航先生在《张迁碑简介》一文中说:《张迁碑》“原埋没在山东省旧东阿城南旧县村后的淤土中,于明代出土。当时东阿县属东平州管辖,故将此碑运往东平州学内,即今东平县(指今东平县州城镇)东北隅文庙旧址。1956年移到东平县人民政府礼堂后,修亭保护。定为省级重点文物。山东省文化局曾多次拨款维修碑亭。1965年,泰山管理处把石碑运到泰安岱庙,立于炳灵门内左侧面北。1982年冬,泰安市博物馆将其移至岱庙修复的东廊房内。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此碑虽然仅为一县长升迁表颂,但析读一下碑文,则能增进我们对汉末社会历史,以及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兴衰的认识和了解。

阳面碑文为: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宇,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狄,东勤九夷,荒远既宾,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畋。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算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于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哲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求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芾棠树,温温恭人,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碑阴文上中下三列)

(上列十九行)

故安国长韦淑珍钱五百;故从事韦少王钱五百;故从事韦元雅钱五百;故从事韦元景钱五百;故从事韦世节钱五百;故守令韦叔远钱五百;故守令范伯犀;故吏韦金石钱二百;故督邮范齐公钱五百;故吏范文宗钱千;故吏范世节钱八百;故吏韦府卿钱七百;故吏范季考钱七百;故吏韦伯台钱八百;故吏范德宝钱八百;故吏韦公钱五百;故吏汜定国钱七百;故吏韦闰德钱五百;故吏孙升高钱五百;

(中列十九行)

故吏韦公钱七百;故吏韦排山钱四百;故吏范巨钱四百;故吏韦义才钱四百;故吏韦辅节钱四百;故吏韦元绪钱四百;故吏韦客人钱四百;故从事原宣德钱三百;故吏韦公明钱三百;故吏范成钱三百;故吏韦辅世钱三百;故吏范国方钱三百;故吏韦伯善钱三百;故吏汜奉祖钱三百;故吏韦德荣;故吏范利德钱三百;故吏韦武章;故吏驺叔义;故吏韦宣钱三百;

(下列三行)

故吏韦孟光钱五百;故吏韦孟平钱三百;故守令韦元考钱五百;

详查历史资料,析读《张迁碑》文,在一定程度上放映了汉末当时的社会背景。

东汉以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三大集团:外戚、宦官和官僚。官僚集团以“衣冠望族”,即士族为核心。三个集团互相利用和倾轧,东汉政权日衰。汉灵帝刘宏继位于公元168年,官僚杀外戚窦武,随之兴第二次党锢,杀李膺等名士万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者全部免官禁锢。于是,士族官僚集团遭到惨重打击。宦官集团的势力达到最高峰:“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朝内外官职多为其把持。而“所在贪残,为人蠹害”,致使刘汉政权日趋腐败,农民暴动四起(《后汉书》卷七十八)。中平元年(184),黄巾农民大起义,宦官集团惧怕农民义军,张让等甚至“多与张角交通”,汉灵帝无计,中平三年(186) “大赦天下党人”,重新启用官僚集团,镇压黄巾农民起义之时。碑文中颂扬张迁功绩不足四百文字,其中一半文字却是追述其祖先功德。甚至上溯到一千年前的西周宣王时代。从“以孝友为行”的张仲、“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的张良、“建忠弼之谟”的张释之,到“广通风俗,开定畿宇”的张骞,无不大加褒奖。此碑仅为一区区小县之长的升迁而立,却如此大溯其姓氏祖宗,意在扬其姓,褒其族。借此证明张迁乃名门望族之后。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所列张迁祖先,除西周宣王时代的张仲之外,张良、张释之、张骞均为西汉前期的名臣,《史记》、《汉书》中皆有传记。以其中最晚的张骞为限。其卒于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距立此碑的中平三年(186),长达三百年之遥。而西汉三张之间,又无明显的宗系血缘关系。张良“析珪于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卒后,其予“不疑嗣侯、孝文帝三年(《史记》为五年)坐不敬,国除(《汉书》卷四十)。张释之为南阳堵阳人(今河南方城),“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后得文帝器重先后为公车令、中郎将,直到廷尉(《汉书》卷五十)。文帝在位23年,释之事文帝十余年,其事文帝之初也在文帝继位前期。因此,张释之与张良应为同时代人,如系张良宗系子孙,传中一定会提及,何况两人又不是一地人氏。同样,张释之“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久之,……卒”,当死于景帝后期(张释之生卒年代无确切记载)。“张骞,汉中人也(今陕西汉中城固人),建元中为……”(《汉书》卷六十一),是为武帝早期官吏。释之死,与张骞生活的时代应当较近。如张骞为释之后人,传中也应提及。同样二人籍贯也非一地而相去甚远。由此可以推断,碑文中所提西汉三张只是同为西汉前期的张姓名臣,而无直接的宗系血统关系。所列功绩又都在史书中有载。同时,碑文在记述张骞之后,仅以“张氏辅汉,世载其德,爰暨于君”一语带过。三百年之间,未具体书一人,这个现象告诉人们,张迁几代祖人,并未出辅汉名流,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中下层的官僚地主而已。因此,这种远详近略,牵强附会地抓住“表颂”者的姓氏作文章,甚至上溯几千年(如张仲),并且大书史籍上明确记载而且世人皆知的西汉前期张姓名臣的功绩,无非就是借此标榜张迁出身于高门大姓、名门望族而已。也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东汉末期,特别是“大赦天下党人”士族官僚势力重新得志后,十分重视官吏出身门第的社会风气。

汉末重视官吏门第出身的社会风气,也反映在碑文中对其张姓祖先功德事例的选取上。碑文在追述张迁祖人功德中,只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件事,就是张释之坚决反对文帝将上林苑熟悉职守的啬夫与不称职的苑令易职的故事。而引用这段故事就是为了突出张释之的那句话:“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并以至使“上从言”。浏览《汉书》中的张释之传:“十余问”,苑令“左右视,尽不能对。”公卿之才何能?而啬夫“从旁代尉(即苑令)对上所问禽兽薄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亡穷者。”缘何不能为社稷重臣?就是因为啬夫为“喋喋小吏”,出身卑贱。汉末这种录用官吏重门第、轻才干的社会风气,正是后来魏晋南北朝封建统治结构畸形发展的早期思想反映。汉末,代之而兴的魏(三国)晋南北朝政权,都是士家大族控制的政权。官位品级的高低均按望族的上下、门阀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封建统治结构。对于东汉后期的这种社会风气产生的影响,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有过分析:“东汉后期,士人逐渐从外戚为代表的上层豪强集团里分化出来,变成官僚集团。在外戚、宦官两势力之外,自成一种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团,反对宦官集团。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碑文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历史现象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此碑也从反面反映了黄巾农民起义势如破竹的浩荡声势。证明了士族官僚是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碑文中的张迁功绩的主要一条,即是“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指谷城,今山东东平县旧县乡)独全。” “黄巾初起,烧平城市!”只此八个字,就把汉末农民苦于刘汉政权腐败,生计无着,奋起抗争的大规模暴动的形势反映得十分生动形象。正是当时黄巾军“燔烧官府,动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的斗争形势的高度概括(《后汉书》卷六十一)。而“斯县(谷城)独全”,张迁正是因此升迁为荡(汤)阴令的。宦官“暗中投降”,“今党人更为国用”。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多是士族为核心的豪强官僚地主。黄巾起义失败后,随之而兴的不再是刘汉政权,却是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这正是以士族为核心的官僚地主集团,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分别拥兵自重造成的历史必然。而《张迁碑》就是在这种群雄割据、炫耀士族门第的历史背景中诞生的。

三、《张迁碑》在早期的流传及后期的评价

据查,明人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有“汉谷城长张君碑”一条云:“右汉谷城长张君碑,未有碑额,盖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辞字画皆古雅。碑在今东平州学。予得之宗丈东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杨士奇(13651444)是明初人,其题跋所提到的宗丈季琛,即杨瑒,字季琛,江西吉水人曾官东平太守,见《东里集》卷五《送宗老季琛诗序》及卷七《送李永怀归东平序》。杨士奇题跋中称季琛为“东平州守”,则其得到《张迁碑》之拓本,当在杨季琛任东平太守之时。杨季琛之子杨黻字民服,与杨士奇往来甚多,交情甚契,死后杨士奇为撰墓志铭,即现存《东里集》续集卷三十六之《卫府右长史杨君墓志铭》。墓志铭提到杨绂“永乐甲申侍父官东平”,则杨季琛任东平洲太守在永乐二年(1404)甲申前后,杨士奇从杨民黻手中得到这份《张迁碑》拓本亦应在此时。在目前已知的文献中,《东里集》是最早提及《张迁碑》的。换句话说,《张迁碑开始出现于传世文献中,约在十五世纪初。

就目前所知,都穆《金薤琳琅》是最早著录《张迁碑》的金石著作,其书卷六录《张迁碑》文,并有题跋云:此碑予官京师时,尝于景太史伯时处见旧拓本,不及录,近得之友人文征明。按《隶释》云“东汉及魏,其碑到今不毁者,十才一二。凡欧、赵录中所无者,世不复有。”予生去宋数百年,而此两本见,欧、赵录中盖未尝在载,《隶释》并《隶续》亦无其文,《通志·金石略》所在碑目虽多,然亦未之及,乃知昔人之言未必可信,而旧物之在天壤之间者,固不可尽谓之无也。

都穆(14591525),字元敬,吴县即江苏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其官京师在进士及第后,盖已届十六世纪矣,都穆初见《张迁碑》拓本于景伯时处,即在此时,然而没即抄录其碑文。正德七年(1512),54四岁的都穆致仕里居,日于里中文士文征明等往来,《金薤琳琅》中所录《张迁碑》文字,就是根据从文征明处得来的拓本,其时间应在正德七年以后。至早是在正德七年之时,这时《张迁碑》的拓本已由北方传到南方,在笃好金石书画的吴中士人圈内流传。

从早期流传的历史看,此碑不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以及洪适的《隶释》、《隶续》等宋代金石学著作理由显而易见,但是未入明代金石著作如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赵崡的《石墨镌华》及郭宗昌《金石史》等,除却虽致力于“搜访旧碑”,却种种原因之不及外,我认为,究其主要原因,此碑撰额者、撰书者、书丹者皆无姓名,表颂的也仅仅是县令而已,名气不高所致。

尽管在明清之际顾炎武先生在其《金石文字记》中提出过质疑:其文有云“荒远既殡”者,“宾”之误;“中謇于朝”者,“忠”之误: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多通,而“宾”旁加“歹”,已为无理:又何至以一字离为二字也。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山东通志》曰:“近掘地得之。”岂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讹谬至此耶!

虽然顾氏提出质疑,总的看,大家还是肯定的,书法为主,文辞次之。就书法而言名人书家当然写得好,写得好但不为名人的民间人士也小有人在,这合乎常理。其碑为一县之长去思碑,又是故吏自发而为,种种原因就有可能没聘请名人所撰文、所书丹,权宜之为,请乡间文人所撰,请乡间书法高手书丹。其书丹者,不究文辞,但是其才艺过人。所以,明清以来,对此碑的书法价值评价甚多、甚高。

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公认此碑隶书朴茂,字体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内捩外拓。

最早著录此碑的是明都穆《金薤琳琅》。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其为后为摹刻。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刻碑书风朴茂端直,非汉人不能为,再加上自然剥落的痕迹,更非人为,碑为原刻。

明·王世贞评其书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

清·孙承泽云:“书法方正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

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其书云:“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

清·郭尚先于中云:汉碑严重平硬,是碑(《张迁碑》)为冠。”

清·刘熙载于《艺概》中云:“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书之盛也。”

清·梁巘于《评书帖》中云:“学隶,宜从《乙瑛碑》入手,近人多宗《张迁》,亦适中。”

清·万经评其书云:“余玩其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

清·孙退谷评其书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

清·杨守敬《平碑记》云:“顾亭林(顾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的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又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清·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中云:“《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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